（3）审查要点之三：判令履行是否可能或具有实际意义 对于是否应判决被告履行原告申请履行的职责，宝山法院认为目前被告已经不再具有安装的法定职责，……判决确认被告未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1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也在评析中认同这一立场，认为鉴于判令被告履行已不可能，故应判决确认其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在运用裁判要旨应当注意的问题中进一步解释，判决时现行法律已经修改，考虑到被告已不再具有相应职责的情况，如判决履行，可能引起执法上的混乱，故宜判决确认违法为妥。

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及时的正义、快速的正义。现在这个通道被堵死了，入不了额，书记员永远是书记员，那么，书记员如何有良好的职业的预期？这个设计没有做好。

界面新闻：关于法官职业化改革，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增补规定，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每个法院都有地方性，设计的系统既要解决中央积极性，又要解决地方的积极性，这套制度的设计不能绝对化。最高法巡回法庭堪称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样本，巡回法庭落户地方，排除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情因素干扰，给法官一个好的司法环境，怎么看待巡回法庭设立这几年的效果？ 秦前红：设立专门的法院，我个人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的治理体系，既有端口，也有传输带，司法就是一个终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

法院应该是真正法院的样子，法官应该是真正法官的样子。司法去地方化不能一刀切，在人财物的统管方面，地方也要履行保障责任。法官的人格、知识背景或者司法行为要让人信服。

还有，信息公开需要设施、人力的投入，有些偏远地区做不到。这是不是体现了司法的重要性？ 秦前红：司法与正义是相关联的，司法是输送正义的一种方式。司法是有一个终端的，对于终极判断，只能是唯一的判断，不同的巡回法庭和最高法院有同样效力，它就是最高法的派出法庭，而不是地方法院和最高法的中间地带，所以它对于排除地方党政干扰有一定意义，但是有限，反而现在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司法体制改革大体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秦前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元年，是中国司法体制的恢复、重建和发展阶段。

习总书记说过，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在中国，一个职业的法律人群体出现了，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对规则的执行、输出方面，这个群体都要开始发挥作用

这样的理论探索将有助于推进对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运行机理的新认识，同时有助于拓展有关法律与社会建设的理论。[17]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其三，守法的文化土壤培育。这也正是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的辩证原理所在。

守法建设需要最大限度地从社会本身汲取能量，这就需要有广泛的守法动员机制。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下的社会中，个人选择性的增强与道德判断上的规则约束力下降同时存在，此种情况在私人生活领域、经济秩序领域尤为明显。［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208、243-246页。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实施本身丧失了应有的威慑力，那么守法社会建设也就失去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全民守法的社会状态，并非仅倚靠日益精湛的立法技术、不断强化的执法活动或单纯依靠普法和道德教育就可以完全实现。即便是受教育水平相当的群体，其发现和获取法律信息的渠道也会存在差异。

如果我们认可守法是一种社会行动的逻辑，那么它所包含的内容要比许多人所理解的广泛、深刻和丰富得多。二、守法社会的核心构成维度与要素 有很多因素塑造或促成守法的行动选择。

[1]201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阐述中提出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44]从一个健康的守法社会建设来说，司法活动应当通过发挥其应有的威慑机制来引导民众关于是非、正义、对错、优劣的认知。[48]又例如，在诸多监管性领域，大量的微小违规行为在日常实践中不断被忽略、被接受、被重复，最终变得常态化。如果说守法能力是一种个体性的客观要素，那么守法条件和环境则强调系统性的客观要素。不能只论证守法应该成为……，而是也要解决如何成为……的实际。例如，有针对污染企业的研究发现，环境监管的要求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给企业(作为被监管者)带来的困难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环境法规太多、规则难以理解、规则时常发生变动以及不易查找。

[9]See Dorothy Thornton，Neil Gunningham，and Robert A. Kagan，General Deterrenc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Law Policy，Vol.27，No.2(2005)，pp.262-288. [10]参见宋湘琦：守法激励的经济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2期，第259-262页。因此，法律的文本及其适用(特别是裁判)需要有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从而实现与生活世界的连接。

例如，基于防治污染的目的，法律要求餐馆配备油烟检测设备，这时就需要有能力对技术设备进行投入。[52]离开了国家的正式制度供给和有效运行，守法社会建设是软弱无力的。

[4]参见Robert A. Kagan，Neil Gunningham，and Dorothy Thornton，Fear，Duty，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Lessons from Three Research Projects，in Christine Parker Vibeke Lehmann Nielsen，eds.，Explaining Compliance：Business Responses to Regulation，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11，pp.37-58。所以，法律本身的复杂性，往往导致了法律知识对于行动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和鸿沟存在。

再比如，国家正在推行的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既是一种制度建设，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机制建设。[8]从国家治理的整体策略上讲，守法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发现我国目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并从社会的制度环境、运行机制和动员机制等方面，为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该保护的未得到保护、该惩罚的未得到惩罚，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法律不讲信用，自然就不会信任它、遵守它。以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视角，在法律—社会—个人之间、规则—行动—观念之间、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客观能力—客观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可以发现，守法社会的基本内核包含守法意识、守法能力、守法条件和环境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这三个核心维度又分别包含认同、道德义务、知识、资源、法律体系、法律威慑、社会文化心理七个具体构成要素。

参见刘宗根：运输毒品案为什么越来越多——Y省毒品犯罪刑罚威慑效应的个案经验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7-126页。法律实施是一个广大的范畴，需要尊重常识和生活逻辑，研究要回到社会情境中去，才能真切把握法治实践面临的实际挑战。

总之，认同的生成是伴随着法律实践中合法性不断被确认和信服的过程。对这种能力需要做一个广义的界定，即包括：能够意识到规则的存在，对规则的要求和含义能够理解，以及能够在认知上将规则和自己的行动产生关联。

当然，特定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土壤和生产环境，需要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革新的过程。当然，培养尊法守法的道德义务感在当下颇具挑战性。

第一，发展更有效的守法认识论和守法研究。[27]参见王启梁：执法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生成，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6年11月9日。[28]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旨在以一种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视角，在法律—社会—个人之间、规则—行动—观念之间、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客观能力—客观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回答何为守法、守法社会的核心构成是什么、守法社会建设的系统要素有哪些，以探究守法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核心机理与路径可能。

而有利于守法的社会生态应当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间能够保持某种合理的动态平衡和综合效应。[44]参见陈柏峰：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27-41页。

当然，工具性的动机，还包括当人们觉察到遵守法律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或激励时，就会有了自觉守法的动机。相反，对于守法社会的认识，应该始终抱持着开放性的认知和探索。

[7]从世界各国的实践可知，命令—控制的治理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当然，分开来看，三个维度、七个要素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框架，对于实践而言，需要看到这些维度和要素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性和系统性。